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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文宗元好问的“初心”

 时间:2020-06-02 15:01       大    中    小      来源:忻府区文化和旅游局

  

  我国具有五千年的灿烂的文明史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能人志士辈出,廉吏能臣频现。他们胸怀“初心”,情系家国,敢于献身,呕心沥血,为民族的传承,人民的福祉,做出了可贵的贡献,足以流芳千古,而金元文宗元好问,就是我国历史上这样一位突出的代表。 

  胸怀“初心”,接受“民政” 

  金章宗明昌元年(公元1190年)元好问出生于山西秀容(即现在的忻州市忻府区),七月后过继给叔父元格。元格是一位勤奋敬业的好官,一生在山东、河北、山西、甘肃等县令任上。受家风家教及其父工作的影响,元好问从小热爱读书,钟情诗文,决心长大,报效国家。金天兴二年(公元1233年)正月,金国汴京被围,形势岌岌可危,44岁的元好问在此危急时刻,为其多年从政时所收集的金朝杂事一书取名《南冠录》作引。在这篇引文中,他较详细地交代了自己的生平,他写道:“余自四岁读书,八岁学作诗,作诗今四十五矣。十八,先府君教之民政,从仕十年,出死以为民。自少日有志于世,雅以气节自许,不甘落人后。”从这篇引文中不难看出,元好问少时虽接受的是古代诗文教育,但“自少日有志于世”,正说明他在少时就有经国济世、出死为民的宏伟理想;待到十八即将步入弱冠之年,父亲教授他从政为民的方式方法,他认真学习,不敢走到他人后面。在金正大五年(公元1228年冬),39岁的他移居内乡县西南白鹿原菊水畔长寿新居所写的《新斋赋》中,他这样写道:“有三年之至谷,有一日之归仁。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,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。”他做官修身,面对混乱的金国政局,知进善退。他明确表示,自己做官的时候,就要兼济天下,出死为民;当罢职退官的时候,就要一日“归仁”,崇尚高节,抗拒浮躁。可以说从少年至青年时代,出仕为官,经国济世,勤政为民,是他一生的宏伟理想,是他一生的“初心”。 

  越挫越奋,终考进士 

  元好问在少时虽有经国济世的宏伟理想,然而要实现这一理想,在古代如果不是大官宦家庭子弟通过世袭步入官场,一般基层官员子弟和贫民子弟,只有通过科考这条狭窄的但也是光明的路可走。也就是说,在元好问所处的金元时期,他只有考中进士才能步入官场,一展其为国为民的风采和志向,否则只能是空有志向,仰天长叹,抱憾僻壤山林,去听流泉风韵。 

  元好问四岁开始读书,除去父母对他教育指导外,太原久负盛名的王汤臣、河北学士路宣叔,也教他数年,而让他一生受益、获取知识最多、时间最长的是山西陵川的学士郝天挺。元好问14岁随郝天挺读书,直到20岁,学习六年,知识大增,具备了考取一名进士的资格和条件,遂在学习前后,不断参加科考,期间多经挫折,但越挫越奋,终获成功。 

  元好问科举之路十分艰辛,甚至可以说十分不顺。早在金泰和五年(公元1205年),当16岁的元好问还在山西陵川学习的时候,就赴太原参加过科考,在汾阳道中作著名咏物词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,寄托对殉情者的哀思,但科考以失败告终。金大安四年(公元1212年)春,23岁的元好问再次去长安(亦说赴燕都,当时的金国都城、现在的北京)参加科考,但仍未获中;金贞祐三年(公元1215年)春,26岁的元好问赴河南汴京参加进士考试,仍未获中;金兴定二年(公元1218年)春,元好问二赴河南汴京考试,还是不中;金兴定五年(公元1221年)春,元好问三赴汴京参加科考,在金国礼部尚书赵秉文主持下,才获得成功。但由于金国朝内有人攻击赵秉文,污赵为“元氏党人”,故元好问虽科考成功,但还是不能被录取(分配工作)。金正大元年(公元1224年5月),蛰伏三年的元好问,第四次在汴京参加金朝“博学鸿儒科”(进士中的一个科目,诗词类)考试,考中后才被分配到金国史馆任编修之职,总算步入仕途。 

  综合各方面评述,元好问六次科考(其中第五次已考中进士)才步入仕途,是有多方面原因的:第一、元好问学习重在诗文,不在策问,而策问是进士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元好问恩师郝天挺强调:“所以教之作诗,正欲渠不为举子尔。”遂让元好问“肆意经传,贯穿百家”。用我们现在话说郝天挺的教学方法不是应试教育,而是“素质教育”,真正要让元好问增长知识和才干。这种方法从长远来看是可以的,但在那个“学而为举”、依照进士考试提纲学习的的年代似乎有些不适;第二、金元时期根深蒂固的门阀制度。元好问是在21岁时携《琴台》、《萁山》等诗与金代名士、高官赵秉文开始交往的,赵秉文对他极其赏识,二人有诗文酬唱。金国朝内官员都认为元好问就是赵秉文的门生,故前几次担任礼部尚书主持考试的官员偏偏以此不录取元好问,因此才出现元好问三考汴京一事,从这点看也并非元好问策问学的不行,即使行也不会被录用。第三、金元时期混乱的思想观念分歧。元好问科考时期正值金朝衰落时期,混乱时期,各种观点纷呈。元好问无论在作文还是在策问中,都会提出一些与当时朝政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,这些观点很可能不会被阅卷和主持策问的官员所接受,不选就他也在情理之中。 

  元好问虽处动乱年代,但他为步入仕途,忍受失落心境,数次参加科考,其坚定的意志,百折不挠的毅力,越挫越奋的精神,值得肯定。 

  步入仕途,十年为政 

  金哀宗正大元年(公元1224年)春夏元好问任金国史馆编修;金哀宗正大三年(公元1226年)秋,元好问从国史馆编修调任河南镇平县担任县令;金正大四年(公元1227年)春夏之交,元好问调任内乡县担任县令;金正大八年(公元1231年)正月又任南阳县令,这年8月调任京城尚书省任左司都事;金天兴二年(公元1233年)2月又任左司员外郎,金天兴三年(公元1234年)正月金亡。 

  元好问少有经世济国之大志,十年为政,正是要实现他所苦苦追求的理想壮志。怎奈天时不济,短暂的政界生涯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,他一心想成为国家重臣,最后却沦为亡国遗民。不过,在这十年间,他紧紧把握机遇,安社稷,重民生,不负韶华,勇于担责,廉洁从政,呕心沥血,真正把自己献给国家和黎民。 

  他并不认为,文人就一定要做国史馆编修,相反“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,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”的抱负,时常在他心头激荡,做官为民,经世济国才是他的真正追求。为此,在担任两年国史馆编修之职后,便主动放弃,来河南镇平县、内乡县、南阳县三任县令,尽力民事,争做能臣。河南《内乡县志》记载:“元好问在内乡任县令期间,为官清正,勤于政务,催民农桑,安抚流亡,不负皇命,乐于助民,调任内乡时,百姓攀辕卧辙,挽留不舍。”留下很多佳话。 

  元好问在河南镇平县,内乡县、南阳县为县令期间,正值战火烽起、国遭危难时刻。上面是“军租星火急,期会切莫违”,一道道圣旨在征租催课,基层是“汝乡之单贫,宁为豪右欺”(见元好问诗《宿菊潭》),百姓贫穷,还被有钱有势人欺负,生活困难,面对此情此景,他心怀焦急,坐卧不宁,在诗《镇平县斋感怀》中他写道:“老计渐思乘款段,壮怀空拟漫峥嵘。西窗一夕无人语,挑尽寒灯坐不明。”在诗《内乡县斋杂事》中他这样表露自己的心迹:“吏散公庭夜已分,寸心牢落百忧薰。催科无政堪书考,出栗何人与佐军?饥鼠绕床如欲语,惊鸟啼月不堪闻。扁舟未得沧浪去,惭愧春陵老使君。”好在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到,而是采取正确的方法,适当权衡朝廷旨意和老百姓利益的关系,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三个县的官民矛盾,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口粮问题,保证了社会稳定。 

  一是告诫百姓按期交租,否则将受到鞭刑。作为一个地方县令,完成国家下发的催粮征租任务,是他必须做的工作。他告诫百姓,他会禁止吏卒在深夜催租,恫吓大家,不得安心生活;同时更要求百姓要按期完成交租任务,否则将受到鞭刑之苦。二、针对个别豪右(当地有钱有势人)囤积粮食、欺负穷苦百姓的实际现状,他要求百姓就地举报,对这些人采取强硬措施,给予重罚处理。三、针对个别穷苦百姓流离失所、生活无济的实际情况,他开仓放粮,并自己带头拿出微薄的俸银予以赈济。四、他站在长远的角度,划线立碑,号召民众垦荒种地,由县衙提供优惠政策,并及时组织民众耕作,使田野呈现出葱绿的喜人景象。在《偶记内乡》诗中他写道:“桑条沾润麦沟青,轧轧耕牛闹晓晴。老眼不随花柳转,一梨春事最关情。”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他不仅按时缴纳了朝廷十万火急的赋税,而且还解决了三县百姓的生计问题,受到百姓称赞,实属不易。 

  金正大八年(公元1231年)8月,他调回金尚书省任左司都事,负责文稿的撰写工作,无任何实际权力,且官微职低(正六品)。其时金朝的政局已十分危险。金天兴元年(公元1232年)3月蒙军围攻汴京,12月金哀宗逃亡河南归德府。当汴京被围后,元好问不顾自身安危,和金朝里重臣如许安国、杨居以及民间志士刘祁、麻革等纷纷谏言、上书,请求执事的平章政事完颜奴申和枢密副使完颜习捏阿不“以城换降”,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屠戮。最为重要的是,在金天兴二年(公元1233年4月),在蒙金因议和中断,蒙军第二次围攻汴京的时候,元好问看到金朝大势已去,遂在危难中修书一封,致时任蒙古丞相耶律楚材,请求保护中原秀士54名,得到蒙古国采纳,后除去个别不愿意出仕任职的外,大部分得到妥善安排,再次实践其“经国济世、出死以为民”的民本情怀。金天兴三年(公元1234年)正月,在蒙军与南宋的联合夹攻下,建立120年金朝宣布灭亡,元好问被俘山东聊城,十年仕宦生涯结束。 

  在十年的从政生涯中,元好问努力实现少时诺言,忠于国家,勤奋理政,廉洁从政,为国为民,在十分困难中,不仅要干好属于自己本职的工作,而且还要做不少为国为民的事情,十分难能可贵。他针对金国上层腐败不堪的吏治提出强烈的批评,在《寿阳县学》一文中他写道:“予行天下多矣,吏奸而渔,吏酷而屠,假尺寸之权,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!”他对廉吏十分推崇,在诗《薛明府去思口号》(七首)第一首中这样写道:“能吏寻常见,公廉第一难。只从明府到,人信有清官。”在第三首中这样写道:“麋鹿山中尽,公厨破几钱?只从明府到,猎户得安眠。”在第四首中写道:“木索人何罪?累累满狱中。只从明府到,牢户二年空。”把一个清廉无私、执政为民的薛知府进行了多番赞颂,而这位薛知府又似乎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。  

  针对金朝后期朝内好多大小官员领着俸禄,遇事避让、得过且过、但求自保、不愿担责的实际情况,他借怀念已逝好友李叔钦给予大声谴责。在七律《四哀诗·李钦叔》中他这样写道:“赤县神州坐陆沉,金汤非栗祸侵寻。当官避事平生耻,视死如归社稷心。文采是人知子重,交朋无我与君深。悲来不待山阳笛,一忆同衾泪满襟。”一句“当官避事平生耻”,道尽金朝后期不少官员的卑劣心里和不作为状态,反映出金朝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。 

  筑亭修史,流芳千古 

  亲身经历金朝亡国之痛,元好问一心为民从政的理想化为泡影。他感伤不已,无限失望,在诗《甲午除夜》中他写道:“神功圣德三千牍,大定明昌五十年。甲子两周今日尽,空将衰泪洒吴天。”在诗《秋夜》中,他亡国之痛的心情几乎已达绝望,令人读后窒息:“九死余生气息存,萧条门巷似荒村。春雷谩说惊坯户,姣日何曾入覆盆!济水有情添别泪,吴云无梦寄归魂。百年世事兼身事,尊酒何人与细论?”可以说对整个金朝的灭亡来说,他实在是没有任何说的。好在他之后经过两年的囚牢生活,终于从这种绝望情绪中走了出来,几经辗转,终于在蒙太宗十年(公元1238年)秋,已成为一介遗民的元好问在朋友们的协助下,从山东回故乡山西忻州,筹划建设野史亭,决心将修史作为后半生的责任和担当,用另一个方式实现其经国济世、为国为民的宏伟理想。 

  元好问认为:“国亡史不可亡”、“不可遂令一代之美,泯而无闻”(见《遗山先生墓铭》)。为实现其编撰金史任务,在得不到官方任何支持下,只身搜集,十余年奔波在晋冀鲁豫等地,先后完成《中州集》、《壬辰杂编》、《金源君臣言行录》、《南冠录》、《续夷坚志》等书,为已故名人撰写碑文100余篇,共计百万余言,为元人撰写金史做出重大贡献。 

  元好问修史是在十分困难下进行。他面临的困难和压力,我们从他所写的诗《野史亭雨夜感兴》中能够看的出来。“私录关赴告,求野或有趣。秋兔一寸毫,尽力不易举。衰迟私自惜,忧畏当谁语。展转天未明,幽窗响疏语。”但他不惧困难,全力以赴开展修史工作,直到最后一刻。诚如其学生郝经在《元遗山先生墓铭》中写道:“(先生)每以著作自任,以金源氏有天下,典章法度几及汉唐,国亡史兴,己所当为;而国史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,乃言于张公,使之闻奏,愿为撰述。奏可,方辟馆,为武安乐夔所阻而止。先生曰:“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无闻”,乃为《中州集》百余卷,又为《金源君臣言行录》。往来四方,采遗逸,凡有所得,辄以寸纸细字,亲为记录,虽甚醉不忘,于是杂录世事至百万余言,捆束委积,寒屋数楹,名之曰野史亭,书未就而卒。”不由教后世遗憾,怜惜。当我们今天去忻州市韩岩村西北先生陵园再拜野史亭的时候,我们能够感觉到先生的伟大情怀,那是一种超越天地的中华赤子的人文精神和光芒,在亭内外、上下萦绕,放射着灿灿光芒。 

  元好问不愧是享誉全国、名垂青史的金元文宗。他少有大志,胸怀“初心”,经国济世,并为实现初心,努力奋斗,苦苦追求,竭尽一生,其人生历程和服务家国的情怀和精神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 

 

(作者:张斯直)